泰国曼谷，2026年5月13日13时30分，在拉差贴威区SCC创意空间，国际特赦组织泰国分会举办了题为“信息战：真相、影响、责任与解决措施”的座谈会，探讨“当信息被用作武器，人权成为攻击目标”的问题。
会议质问：谁该负责？为何记者、活动人士或人权捍卫者成为目标？我们如何在复杂信息世界中不失去言论自由权利？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研究员詹吉拉·颂巴特蓬西里副教授致开幕辞。
参与讨论的有曾遭受信息战攻击的人士、研究该结构性问题的学者、媒体专业协会及政策制定者，包括记者塔帕妮·伊亚德里猜、商业与金融学者萨蕾妮·阿查瓦南塔库、司法部权利与自由保护厅代表娜丽拉克·佩猜裕、上议院议员提瓦里·玛尼采、泰国记者协会主席猜育·延碧，由阿披实·杜达主持。
萨蕾妮指出信息战的4个因素，其中重要观察是政府行为与私营机构或其它组织的信息战无异，因其取得了成功，拥有比以往更好的管理结构和更多资源，融合了黑白内容，并配合间谍软件攻击。她认为私营机构不会如此投资，且幕后黑手难以查明（在要求检查官方文件时），因为常以“安全原因”为由。
造成深刻影响的原因是泰柬冲突，这被称为国家信息战的试验场和“发射台”，因为对手不是泰国人，所以可以接受对抗敌人，使用信息战可能具有正当性。
“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一点，信息战才得以迅猛发展，因为他们可能为帮助泰国人而自豪。”萨蕾妮说。
萨蕾妮还指出，事实是“泰国的信息战”从未承担任何责任，这便是逍遥法外的状态。
萨蕾妮提及自己的案例，已有裁决认定官方文件“确实是执行信息战的命令”，她无法接受，感到基本权利受到侵犯，将继续寻求正义。
“人们可能接受的信息战是泰柬冲突，但实际上非常复杂。冲突是真实的还是政治性的？信息战是否也起到了煽动作用？”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事件让人们更支持政府行动。”萨蕾妮提出观察，并建议最后要提升社会的“算法意识”。
“最终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国家找不到人负责，尽管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对于私营机构，他们对新事物非常兴奋，因此我们需要更生动地连接，让他们接受‘指导原则’并理解商业与人权的关系，表明他们不应参与信息战。”萨蕾妮最后说道。
当被问及保护途径时，权利与自由保护厅代表娜丽拉克表示，主要由数字经济与社会部和网络警察负责追踪网络流量，确定账户身份及来龙去脉。
权利与自由保护厅提供法律咨询、受理投诉，或在诽谤案件后期遭到威胁时提供证人保护，还包括律师或司法基金等援助。
然而，网络威胁面临3大挑战：1.技术超越法律，泰国尚无如韩国般的人工智能保护法律；2.政府官员缺乏技术专长；3.部门间数据缺乏整合。
“我们应收集统计数据，以证据为基础解决问题。网络诽谤目前只聚焦于种族和宗教仇恨煽动两个问题。若要提升，应收集更多信息战案例。”
政府系统需发展人员专长，与时俱进，而公众应提高媒体素养，并促进投诉渠道的可及性。
（编译：Ivy ；审校：Ken；来源：泰国中文社tha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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