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观察：泰柬政治与民族主义

备注 – 学者视角评估泰国-柬埔寨局势，在泰国总理阿努廷及内政部长与柬埔寨总理洪马奈就两国边境和平途径进行三方会谈后，于菲律宾举行的第48届东盟峰会上。

西萍·颂班朗
政治学系讲师
诗纳卡宁威洛大学

两位领导人仍需会谈以维持2025年激烈冲突后仍然脆弱的停火。双方军队仍大量驻扎在原有边境沿线。因此，最可能出现的趋势不是碰壁，而是一种外交策略：在麦克风前强硬，在谈判室里妥协，但谁也不许称之为退让。外交方面会说泰国正在重置框架，并非关闭大门；而政府中的政治派别则试图将此推销为主权胜利，特别是坚称阁骨岛毫无疑问属于泰国，任何质疑者都会被贴上混淆国家的标签。这种策略符合事实：执政党可从竞选期间的民族主义浪潮中获取巨大政治利益，并成功组建占议会多数的联合政府，因此有强烈动机不让这一问题过快冷却。

现实中当前的核心议题寥寥无几，但个个分量极重。泰方通过声明解释称，MOU 44已讨论超过20年，仅进行5次谈判且未产生有益结论；同时认为应先划定海洋边界，再讨论资源共同开发与管理。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哈萨克·庞盖胶直接表示泰国取消了MOU但未终止谈判，将继续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推进。而柬方则通过声明认为泰国单方面退出了两国二十多年来唯一的双边框架，并明确表示遗憾。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是：柬方不仅表达不满，还明确宣布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强制调解”。而泰方将两国总理在菲律宾的会面解读为对方正式知悉MOU 44的取消，并借此公开传达：没有MOU 44，公众对阁骨岛的疑虑将不复存在。因此这不仅是海洋争端，更是双方国内政治叙事的全面争夺。

在法律层面，言辞战并未消除法律战场。海洋划界争端完全属于第74条和第83条范畴。泰国已根据第298条声明不接受某些类型的强制程序用于海洋划界争端。然而第298条本身也规定，若双方无法在合理时间内达成协议，争端方可请求根据附件五进入调解程序；若争端涉及岛屿或领土主权问题，则会被排除在此路径之外。

从西哈萨克的真实姿态看，他不像是点火者，更像是拿着灭火器站在幕后的人，只不过必须让泰国看起来始终掌控局面。因为他已对泰国内外媒体表明：取消MOU 44并不意味着放弃谈判，而是建立新舞台，在更明确的法律框架下进行。这种言论意义重大：它将从争取选票的政治语言转向减少国际损害的法律语言，避免事态过度升级。

展望未来趋势，泰国政府的行动很可能会高度技术官僚化，将问题推给海洋法律团队、边界小组及技术工作组，并锁定以下框架：一、取消MOU不等于断交；二、新规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三、触及岛屿或领土主权的问题不应被纳入泰国可能处于不利地位的流程。这符合泰国已宣布的第298条法律事实，也符合泰国一贯主张与柬埔寨的争端应在双边框架内解决而非直接受制于国际机制的外交逻辑。

从泰自豪党的角度看，其动机明显得不容置疑。此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显著崛起意味着保护该党作为“守土之党”的形象——这直接是党的政治资产。若过快削弱这一形象，无异于政治自残。

比言辞更有趣的是政府可能同时采取的战术：首先，牢牢把握象征符号，将阁骨岛问题作为公众情感核心。首相在会见柬方后已如此行事。其次，将批评者塑造成制造混乱者，而非理性辩论者。第三，推动联合政府成员不要表现出过于软弱的姿态，否则一旦统一战线出现裂痕，民族主义政府的合法性将立即瓦解。第四，支持象征性的安全措施，如加强检查、展示准备状态、谈论保护海洋利益，但未必上升到不受控的军事冒险，因为那将损害经济与信心，反噬政府自身。

此案中保全面子的核心可能不是公开改弦更张，而是将退让重新包装为“审慎”。预计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响亮宣扬象征性胜利——已取消、柬方已知悉、阁骨岛属于泰国。第二，将难题交给技术官员和法律专家，使谈判得以继续而无须政客每日发声。第三，将后续对话宣传为不是退让，而是在泰国自主选择的新规则下进行商谈。这一策略与当前几乎所有层面的表态高度一致——从政府声明到外交官言论，再到首相会见柬方后的沟通。

用一句话总结：本轮保全面子的策略很可能是——高调取消、低调谈判，然后将每一次退让都称为胜利的步骤。问题在于这一策略仅在没有新的边境挑衅、或没有经济与外交损害导致公众反问“除了暂时的欢呼，究竟得到了什么”时才能奏效。一旦出现哪怕有限的新挑衅或冲突，保面子的剧本空间将急剧缩小，今天还是言辞游戏的问题可能瞬间变成难以控制的危机。

塔纳彻·维赛琼
政治与国际关系系代理主任
乌汶皇家大学政治学院

在泰国总理阿努廷与柬埔寨总理洪马奈会面之后，通过东盟机制并在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作为东盟主席的协调下，两国关系近期再次成为公众焦点。在合作与警惕并存的复杂背景下，此次领导人会晤不仅是外交象征性沟通，也反映出在多个维度——经济、边境、劳工及湄公河次区域安全——仍需相互依赖的关系结构。

尽管官方声明强调友好与合作氛围，但从关系结构来看，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并未完全消除，尤其是在重叠海域与海洋资源问题上，以及泰方宣布有意取消关于泰国和柬埔寨大陆架重叠区域主张的MOU 44。这一问题高度敏感且直接涉及国家主权。因此，这种关系可以说是基于实际需要而非真正的战略信任，因而容易受到各自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

当上述背景与MOU 44的取消相结合时——MOU 44曾是管理重叠区域、涉及海洋利益分配的重要框架——关键问题不仅在于该文件是否终止，更在于后续的制度与政策安排。因为MOU 44尽管并非完整的划界条约，但在减少摩擦、为双方技术谈判创造空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消该框架意味着失去了一个曾有助于管理敏感问题模糊性的“中间地带”。

后果是制度上的不确定性：是否有新框架取代？谈判将降级为何种形式？如果没有中间结构支撑，技术性问题可能被更多推入两国国内政治议程。过去经验表明，每次谈判往往受制于国内政治潮流，从而压缩妥协空间，增加两国言辞对立的可能性。

展望未来，泰国-柬埔寨关系可能出现多种走向。第一种是建立更灵活、非正式的新合作框架，以填补MOU 44取消后的真空。如果双方能保持政治意愿，将安全问题与国内政治压力分离，并更多依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机制，那么此类合作仍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稳定推进。

然而，另一种可能性很高的情景是制度性停滞。关系在操作层面继续运行，但在结构性问题——如划界或海洋资源管理——上缺乏进展。在此情况下，两国可能选择避免直接冲突，但同时也无法将合作推向更深层次。

另一方面，如果边界问题在国内政治中被更广泛利用，可能导致民族主义竞争加剧，压缩谈判空间，增加象征性紧张的风险。尽管这一情景目前尚未明显显现，但作为长期结构性风险不可忽视。

当前泰国与柬埔寨的关系既非危机状态，也非稳定的正常状态，而是一种需要谨慎管理的中间状态。取消MOU 44可能只是一个象征性转折点，但真正核心在于两国能否建立适应变化中的政治与地缘政治现实的新合作框架，同时警惕国内政治潮流对决策的影响——避免因讨好政治情绪而损害国家利益。

因此，当泰国政府确认取消MOU 44以采用更广泛的对话框架时，必须让公众确信：政府已拥有由资深专家组成的“泰国团队”，以及具备全面知识的工作组，能够在比双边更广阔的国际对话框架中维护泰国利益。

（编译：李程 ；审校：Momo；来源：泰国中文社thais.com）